潘润玉 高中部2025届毕业生
●现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（2025级）
●高中期间获山东省优秀学生，担任班级班长
●大学期间担任班级班长，获中国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，现为入党积极分子
来北京一年多了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不管在哪间教室，都想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农大的秋天风很大，窗外的树被吹得翻过来又翻过去，光就那样斜斜地落在桌面上。每次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另一扇窗，格兰德四楼那间教室，后排，靠窗。
那个位置，我坐了三年。
靠窗的位置，是我的坐标
高一刚进格兰德的时候，我是带着一点“想当然”的。
“格兰德”这个名字，听起来很有格调；中学部的教学楼很洋气，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才进去。后来慢慢知道，这所学校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。
我原本以为，这样的学校，管的会松一点。结果不是。
节奏很紧。老师也“较真”，作业要交，当天的任务要清，谁的薄弱点在哪儿，他们心里有一本账。身边的同学呢，一个个都在闷头往前跑。
我是那种不太容易被推着走的人，可在一个所有人都认真跑的地方，你不好意思停。
那个靠窗的位置，就这样陪了我三年。早读时我在这儿背单词，晚自习的灯亮起来，窗玻璃上会映出整间教室的样子，有人低头做题，有人向老师请教问题。我从那扇窗里，见证了三年时间中大家一起努力的样子。
遇到把题讲透的老师，是运气
高中三年，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，是数学月考考了148分。
卷子发下来那天，我把它翻过去、又翻过来，看了两遍。那不是一张完美的卷子，扣掉的两分我到现在还记得。可我开心了一整个下午，不只是因为分数好看，是因为我知道，这道题我是真的会了。
在格兰德，“学会”和“考好”，常常是同一件事。
说到“讲明白”，我第一个想起的是陈丽丽老师，我高中三年的英语老师。
她讲题有一种本事：不管多绕的知识点，到她那儿都能被拆开、摊平，让你看见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她很少一上来就讲整道题，总是先问一句“你卡在哪一步”，然后把这道题拆成几段，一段一段带你过。走完你会发现，错的往往不是整道题，只是中间某一个环节。
我有困惑的地方，她从来不急着给答案，而是一直讲到我真的懂为止。三年下来，我的英语一直稳稳的。到了高三，选学校、定方向，她也是那个愿意花时间替我答疑解惑的人。
后来我才明白，遇到一个能把题讲透的老师，是多大的运气。
把慌张拆开，把前路走实
高三上学期，有一次小考试，成绩没有站到我给自己画的那条线上。
说不慌是假的。
但我有个习惯：情绪来了，我不跟它硬耗。我拿一张纸，把六个科目一个一个写下来，数学的问题在计算，地理的问题在知识点，哪一科该补什么，写清楚。然后专项练，一道一道过，踏踏实实地做，循环往复。
写着写着，我想起一件事：这不就是陈老师讲题的路数吗？
她面对一道错题，先问“卡在哪一步”，再把题拆成几段；我面对六科成绩，先问“哪一科欠了什么”，再把科目拆成几十个具体的小问题。她让我看见自己错在哪一步，我让自己看见每一科缺在哪里。
同一套办法，只是从一道题，用到了一个人身上。
到一模的时候，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节奏里。
现在回头看，那段日子教会我的不是“忍”，是“拆”。大事拆成小事，慌张就落地了。
如果可以回到高三，我还是会对那个坐在后排靠窗的女孩说一句：稳住。分数只是阶段性的反馈，一次的起伏，定义不了最后的结果。
被练出来的勇气
格兰德有一个地方很特别：它愿意把机会，交给每一个学生。
素质教育不是挂在墙上的词。上台发言、主持、竞选、做班长——这些勇气，是在那儿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
高中三年我当班长，进了大学，我又一次被选为班长。原以为驾轻就熟，真干起来才知道不一样：要同时兼顾学业和班级里那些琐碎的事，传达信息、收集档案、组织活动，一开始常常手忙脚乱。后来我学会了提前规划、统筹安排，也收到了同学们的理解和支持。
专业上，我作为队长组队参加了“正大杯”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。从选题调研、发问卷、整理数据，到写出那份调研报告，全程都得把课堂上学的东西落地。那不只是一场竞赛，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，理论和真实市场之间，隔着多远的距离。
课外，我还参加过西山森林公园的环卫志愿活动、北京半程马拉松、北京蓝立方。
和高中最大的不同，是学习从“被安排”变成了“自己负责”。课堂只是入门，剩下的都要自己安排时间去探索。
好在，“自己往前走”这件事，格兰德早就教过我。
若有人问我，高中三年最该珍惜什么，我大概会指指那个靠窗的座位，再翻翻错题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最朴素的“实干”，就是最确定的答案。不要怕瓶颈期，那恰是向上攀登的阶梯；不要怕问“笨”问题，因为总有人在等你真正弄懂。格兰德予我沃土，而我选择深深扎根。
愿正在题海中奋战的学弟学妹们，都能从我的故事里照见自己：青春从非一路坦途，而是在迷茫中依然选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你不用着急，也不用一直赢，只要一直做，就会走到。
愿每一个格兰德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穿越风雨的底气。